这就是所谓逻辑的在先。
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，既不是与自然相对立的主体，更不是凌驾自然之上的主宰，但是在自然中占有特殊地位。这也就是形而上者不离形而下者的意思。
朱子说过，人的本心是善的，这个本心就是人心，这个善就是继善成性之善，即生命目的之实现。对自然的不同理解，产生了对理性的不同解释。他虽然对理做出了各种解释，但以生理为其核心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。这当然不是说，自然界就是一个道德世界，也不是说，天是一个绝对超越的实体。那么，朱子属于哪一种？ 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。
理者自然之理，理与自然界是统一的。它既不是纯粹概念的认识，也不是单纯经验的集合，而是生命体验的结果。德与性是价值词汇，其基本内容是生，其基本意义是善，所谓元者善之长[26]、继善成性[27]是也。
这不仅是获得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人的存在及其价值的问题。致知就是尽心中之知，即实现仁的自觉。这所谓主体，就是先验的道德本心，自身便是道德理性。但这又不是人为自然立法。
世界犹如一架钟表，甚至人本身就是一架精巧的机器。如果是这样，所当然之理就只能是客观理念之类的东西。
秩序决定了事物之间的和谐，繁而不乱，多而不杂，使世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。他虽然运用了一些概念分析，但又不是纯粹概念分析的哲学家。人的主体性、创造性主要表现在这里。朱子不是一般地格物理，而是必须穷到极处，即理之至极。
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是以牛顿为代表的物理学，与此相应的哲学则是机械论、还原论的，即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机械的物理世界，受因果律支配。在中国哲学中，虽然没有西方语言中的being（即是或存在）这个词，但者字却能同时包含两种不同的意思，一是是，一是应当。宋儒把天德说成是自然界的最高价值，就是以生为其存在论的基础。现在要问，这种原则或命令出自何处？是超验的还是经验的？是自律还是他律？朱子又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？ 如果是经验的，那就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，或者是一种习惯，或者是基于某种需要而制定的条规。
自然之理即是本然之理。总之，朱子哲学从根本上说，是一种整体论的生命哲学，也是一种目的性的过程哲学（不是通常所谓的目的论），而不是观念论或实体论哲学。
[3]马克斯·韦伯：《儒教与道教》，洪大富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，第168－171页。自从休谟提出事实与应当的区分之后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哲学家。
在自然之上再没有任何东西了，自然就是儒家所说的天，是宇宙自然界的全体，亦即生命整体，自然之理就是天理。[13]这是朱子关于理的另一个重要规定，与所以然具有同样的地位，故经常连用并提，合称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。[21]《张载集》，第113页。实际上，仁既是所以然，又是所当然，是二者的统一。性理具有客观普遍性，既是万物之一源，则万物皆有性。[19]《周敦颐集》，中华书局1990年5月版，第4页。
所以然与所当然正是在生命目的性的学说中得到了统一。儒家主张性善论，其根据在此。
事实和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，绝不能混淆。生理在气中存在，仁理在心中存在，而心在形体中存在，本来就不是二元的。
一是出于先验理性的能力，即承认人的理性具有这样的能力（如康德所说）。我们说自然界有内在价值，是说自然界有生命创造和道德生成的价值，但这又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。
即字并不说明二者没有任何区别，完全是一回事，而是说明二者相即不离的统一关系或蕴涵关系。这又是中国哲学语言的一种特色。所以然者就是一物之所以成为一物的本质规定者，具有形式或范型的意义，它使一物成为此物而不是他物。[5]李泽厚：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，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，第255页。
[40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28页。有如此道理，便做得许多事出来，所以能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也。
即代表事物发展变化的秩序或方向，能使其顺而不乱。研究者认为，朱子是理性主义者，理即是代表理性的，理就是理性。
牟宗三先生的兴趣在所当然，因而将其道德化，变成实体，建立了他的道德形上学。所以，由生而说明心，是源远而流长的。
前边说过，在朱子学说中，形上形下之分只有认识和逻辑上的意义，并无存在的意义。仁既是人之所以为人者，从存在上讲所以然。如果说，朱熹是他律论者，似乎也有一定的困难。这正是朱子为什么将所以然与所当然放在一起，称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的原因所在。
因为所以然与所当然只代表理的两种重要含义，而理还有其他的甚至更基本的含义，二者的统一就是在其基本含义展开的过程中实现的。3．从生理到仁理的实现，体现了人是创造价值的主体。
这样看来，朱子所谓所以然者，同西方的观念论是有区别的。另一方面，只有本体是真实的，现象则是不真实的。
[34]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。阴阳变化错综复杂，但阴阳从本质上说蕴含着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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